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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1386:那年羊毛不是羊毛,那年造就了坎特伯雷故事集

贝蒂文学网 2020-03-24 19:47:33 文学网 128℃

改变1386:那年羊毛不是羊毛,那年造就了坎特伯雷故事集

乔叟
       乔叟的传记作家往往面临重重困难,因为关于乔叟生平的鲜料几乎没有。不过相较于其他中世纪作家(比如和他同时代的高文诗人[Gawain poet]连名字也没有),乔叟已经算是留下大量公共印迹了。除了他的作品外,这些所谓记录无外乎以下几种形式:法律文件,承诺与收到货物的通知,租赁财产的通知,以及在羊毛关税处的出勤记录。哪里有西尔维亚·普拉斯和泰德·休斯那些个猛料。
       此外,乔叟也没有莎士比亚那种人为的神秘感。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的作者是英语文学巨兽,但也得有个游吟诗人来四处传播神话才能持久保鲜。乔叟的作品不太有归属争议。但人们又常常陷入两难:对于官僚乔叟,我们相对知道得多一些,而对诗人乔叟,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
       保罗·斯特罗姆(Paul Strohm)是一长串迎接乔叟挑战的谦虚传记作家中最新加入的一位。《诗人的故事:乔叟和造就〈坎特伯雷故事集〉的那一年》(The Poet's Tale: Chaucer and the Year that Made The Canterbury Tales)的写作方法很时髦:挑选传主生命中的一个关键年份,围绕这一年大做文章。詹姆斯·夏皮罗(James Shapiro)曾挑选了莎士比亚的1599年;汤姆·瑟戈夫(Tom Segev)挑选了以色列民族的1967年。斯特罗姆所选的关键年是1386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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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(The Canterbury Tales)内页。
       不幸的是,1386年对乔叟而言更像个灾年。四十岁出头的他是个郡骑士,当了十二年的羊毛交易管理员,监管着“这个星球表面某些最富有、关系最多的骗子的活动”。是年,他被迫辞职,搬到蛮荒化外的肯特郡。
       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逆转,与其说是乔叟自己的原因,不如说是乔叟身处的庇护网出了问题。这张复杂的庇护网直抵当时已四面楚歌的国王理查二世,还包括手脚不干净的伦敦市长尼古拉斯·本柏(Nicholas Brembre),后者正是羊毛的征收者。乔叟依附于本柏,但按职责又该对他进行监管:多荒唐的利益冲突。
       羊毛在1386年不仅仅是羊毛:它是这个民族的主要出口品,并且,伴随着相关的税收和“津贴”(即本质上合法的敲诈),它还是国王“最要紧的摇钱树”。本柏狠狠赚了一笔,得罪了维新派。“因此便倒转了财富的车轮。”乔叟笔下的僧人说道。这句评论无疑适用于本柏,他掉了脑袋。所幸乔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,而肯特郡最终恰恰成就了他。
       斯特罗姆的诱人说法是:正是远离了他曾经唯一的“公众”——那一小群朋友、熟人、私下的崇拜者——乔叟才构思出了“他自己发明的听众”:处于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核心位置的那群不守规矩、活泼好动的朝圣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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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》(Troilus and Criseyde)书中插图。
       贫困对于乔叟而言意味着创造。在肯特郡之前的岁月里,他写出过许多极为成功的诗歌经典,这些作品皆为私人口头表演而作,其中就包括《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》(Troilus and Criseyde)。但故事(Tales)则属于一个全然不同的序列。许多篇故事被安排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当然不是第一次了——斯特罗姆正确援引了薄迦丘的《十日谈》,乔叟至少很可能知道这本书——但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标识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展。
       相对来说,斯特罗姆并没有就这些故事本身说很多。他的主要目标是解释点燃创作火花的那些“火药桶”似的条件。伴随着乔叟境遇的变化,斯特罗姆指出了其时文学氛围的转变。英语写作开始生根发芽,阅读大众正浮出历史地表。除了乔叟本人,同时期亦有一代天赋颇佳的作家,其中就包括乔叟的朋友约翰·高尔(John Gower)和威廉·朗格兰(William Langland),后者是《耕者皮尔斯》(Piers Plowman)的作者。
       独立抄写文化生机勃勃,纸张(比羊皮纸或牛皮纸便宜)的获得日益便利:两者都意味着流通量的增加。虽然图书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“定制”(按需印刷的抄写版),但是前古腾堡革命正准备就绪。斯特罗姆推测,由于对大众文学形象这一理念的不信任——对那个时代的作家而言,这是一个陌生的概念——乔叟正开始考虑他的遗产问题。
       不可避免的是,传记中存在了很多的假设。乔叟很可能是个“书虫”,但又或许是个“游手好闲的人”。他大概是本柏的“傀儡”,但更像是他的“帮凶”。和但丁不同,他蔑视自我推销,但却沉迷于声名。他和妻子分居(他的诗句也嘲笑婚姻),但夫妻两人“貌似维持了某种合作关系”。
       尽管强调1386年的重要性,这本书的跨度还是贯穿了乔叟的一生,包括他早年作为皇家侍从的生活,他和菲利帕(Philippa)的婚姻(菲利帕的姐姐凯瑟琳·斯温福德[Katherine Swynford]接着嫁给了理查二世的叔父冈特的约翰[John of Gaunt]),以及他不情愿地成为一名公务员。斯特罗姆描绘了更为宏大的政治环境:理查二世政权的颓势,冈特的军事失利。
       他也执著于地方风情:伦敦街道生活的“肆意喧闹”,恶臭和肮脏,进取心和抱负,“游击市场”(pop-up markets),还有乡下的移民潮——他们会路过乔叟位于城门边阿尔盖特(Aldgate)那“狭窄、寒冷……照明很差的住所”。斯特罗姆的当代语言读起来也不费劲,比如他写道:凯瑟琳·斯温福德被发现“大捞了一笔”(raking it in);英格兰的“财政破产了”(fiscally tapped out)。        
       尽管有这一切,这本书在市面上的表现仍然难以预料。虽然角度十分新颖,但斯特罗姆学术语言的精确性可能会限制该书在普通市场上的成功。不过对于那些愿意坚持读完的人,收获将是巨大的。就叙事的推进而言,《诗人的故事》可能不敌富兰克林或巴斯妇人的故事,但是,它的确为那个创造了这些故事的世界投下一抹亮色。 ■
       俊卿译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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